AI 时代的"卢德运动"：当人类开始恐惧自己创造的未来
2026 年 4 月 10 日深夜，旧金山。一枚燃烧瓶砸向 OpenAI CEO 山姆·奥特曼的豪宅。48 小时后的 12 日清晨，两名袭击者从行驶的车辆中向同一栋住宅开枪射击后，驾车逃离。
两次袭击，同一个目标，并且间隔不到两天。第二次袭击的动机至今尚不完全明确，但是与第一次袭击在时间上的紧密衔接，构成了一种令人不安的叙事，它暗示攻击并非孤立的疯狂举动，而是可能具有某种示范效应。
袭击者之一，丹尼尔·莫雷诺-加马，被捕时发现身上带着一份手写的文稿，主题没有涉及到仇恨某个人，而是恐惧人工智能。他表达了对人工智能的强烈反对，讨论了 AI 对人类构成的所谓风险，并使用了"我们即将灭绝"（our impending extinction）这样的措辞。文件还包含一份其他 AI 公司高管的名单。
这不是几个精神失常者的孤立行为，更像是一个信号，关于技术与社会之间契约正在破裂的信号。它意味着，AI 威胁正在从学术上的边缘忧虑，演变成一种具有广泛社会基础的情绪底色。
一、符号的诞生
为什么是奥特曼？
任何暴力都没有合理性。但在所有与 AI 相关的人物中，为什么恐惧最终凝聚在了这一个人身上？
答案可能跟奥特曼本人关系不大，它跟符号有关。 从历史上看，人类对复杂系统的恐惧，总需要找到一张脸。工业革命时期，英国纺织工人不会去砸"自动化"这个抽象概念，他们砸向了更具体可见的织布机。法国大革命的怒火没有烧向封建制度这个词汇，而是烧向了路易十六的脖子。
在这个狂奔突袭的 AI 时代，山姆·奥特曼恰好站在了这个位置。他年轻、富有、充满自信，同时推进着人类历史上最具有颠覆性的技术。
关键是，他看起来一点也不害怕。这一点至关重要，在公众普遍感到焦虑的时刻，一个毫不焦虑的推进者，其存在性本身就构成了一种挑衅。
他的每一次公开演讲，OpenAI 每一个新模型的发布，每一次融资公告，好像都在无声地向每个人宣布：不管你准不准备好，未来都正在加速到来。对于那些已经感觉自己被未来抛下的人来说，这句话听起来很像宣判。
于是，奥特曼从一个 CEO 变成了一个符号。他不再是 OpenAI 的代言人，而是成了"技术暴政"的化身。不在于他做了什么，而是人们迫切需要一个可以指向的对象。
当恐惧没有出口时，它会自己造一个出口。莫雷诺-加马在文章里写下的对人工智能的恐惧，其实是几千万人的恐惧，只不过大多数人把恐惧留在了社交媒体，而他把恐惧装进了燃烧瓶里。
这就是符号化的危险之处。一旦一个活人被化约成了一个符号，针对符号的暴力就获得了一种虚假的正当性。 因为攻击者觉得自己攻击的不是一个人，而是一种趋势，一种不可接受的未来。
这件事最值得我们警觉的，是暴力发生的方式。自大模型诞生的几年内，关于 AI 的讨论基本停留在线上，也包括学术界的联名公开信，国会听证会等。这些争论有时很激烈也很刻薄，但仍在话语的范畴内，以一种"键盘党"的方式释放。但就在这个四月，争论的形式从键盘变成了子弹和燃烧瓶。
每一次重大的技术转型，都经历过类似的升级路径。 如上文所说的卢德运动，从小规模的抗议发展成有组织的机器破坏行动，大概经历了约十年时间。围绕 AI 的冲突在复刻这条路径，但是速度更快。从 ChatGPT 发布到奥特曼住宅被枪击，不到四年。
这可能是因为 AI 触及到了所有依赖认知能力谋生的人，恐惧的基数更大，传播的速度更快，从焦虑到愤怒的路径也就更短。
更关键的是，社交媒体本身就是一个情绪放大器，一篇表达 AI 恐惧的文章，几个小时就可能被几百万人看到。恐惧在茧房里共振、放大、极化，直到一个临界点，这时候，有人觉得光说已经不够了。莫雷诺-加马就是这个情绪极化临界点的产物。
二、64% 的裂缝
2026 年初，来自斯坦福大学人工智能指数报告显示，全球有 52% 的受众对 AI 产品和服务感到"紧张"，比上一年上升 2 个百分点。而在美国，这一数字高达 64%。近三分之二的美国人认为 AI 将在未来 20 年内导致工作岗位减少。
皮尤研究中心 2025 年底的调查显示，超过半数美国成年人担忧 AI 在日常生活中的普及。另一项调查则显示，75% 的美国人担心 AI 可能威胁人类生存。
在社交媒体上，反 AI 也演变为一种有组织的运动。Reddit 上的反 AI 社区成员数以十万计，艺术家群体对 AI 生成图像的抵制运动此起彼伏。好莱坞编剧和演员的大罢工虽然已经结束，但也为 AI 焦虑留了一个叙事模板：普通人对抗硅谷巨头。包括莫雷诺-加马，也在两年前加入了反 AI 组织 PauseAI 在 Discord 上的论坛。
把这些碎片化的证据拼在一起，你就知道莫雷诺-加马并不是少数。他所代表的恐惧情绪，属于数亿人。"一个疯子扔了个燃烧瓶"的故事背后，是一幅社会共识正在开裂的全景图。
1970 年的美国，关于核能的公众支持率也经历过类似的分裂。在三里岛事故之前，核能的支持率大约在 60% 左右。事故之后一路下滑到 40% 以下，并最终导致遍及全美的反核运动、大规模的核电项目取消，以及长达几十年的核能寒冬。
差别在于，核能通常只影响能源行业和周边社区，而 AI 影响每一个人。AI 更特殊的地方在于，它是第一项让大多数知识工作者感到威胁的技术。
以前被自动化淘汰的是蓝领工人、流水线操作员，这些人的社会话语权本身就处在弱势。换句话说，他们的恐惧可能没有多少人在意，但是当律师、程序员、设计师、医生开始感到恐惧，他们有话语权和组织能力，也有资源表达不满。
奥特曼豪宅前的燃烧瓶和枪声，可能只是这种更广泛的社会情绪找到的第一个物理出口。
与此同时，多个维度的事件共同构成了公众情绪积累的底色。前谷歌 CEO 埃里克·施密特预言超级智能将在数年内将临；Anthropic CEO 达里奥·阿莫迪预测，AI 将消灭一半的白领工作。2025 年第二季度，美国各地社区阻止了 980 亿美元的数据中心开发项目。在印第安纳波利斯，一名支持数据中心项目的市议员家中被射击 13 次，留在现场的纸条只写了四个单词：No data centers。
2026 年 2 月，约五百人参加了伦敦国王十字区的反 AI 游行，路线选择很有意思，特意经过 OpenAI、Google DeepMind 和 Meta 三家公司的伦敦总部。这是迄今最大规模的反 AI 街头运动，组织者之一、牛津大学机械可解释性方向博士生约瑟夫·米勒描述运动的增长曲线：
"2023 年 5 月，只有两三个人在奥特曼演讲场外起哄；2025 年 6 月，几十个人出现在 DeepMind 办公室外；到了 2026 年 2 月，我们有了 500 人的正式游行。在某种程度上，它的增长是指数级的，与 AI 本身的进步相匹配。"
三、技术与社会的契约
凯文·凯利在《科技想要什么》里，提出过一个核心观点：技术和社会之间存在着一种隐性的契约，社会会容许技术带来短期的混乱和不适，因为它相信长期来看技术会让所有人受益。
这个契约存在于社会共识里，由此导向一种技术乐观主义的思潮。我们相信新技术带来的机会会比它消灭的更多，下一代会比这一代活得更好。
过去两百年的经验大致支持这些假设，工业革命挤压手工业的生存空间，但它也创造了工厂。汽车消灭了马车夫，但创造了卡车司机、加油站、汽车维修、公路建设。计算机和智能手机也是这样。
每一次，消灭是精确的，针对某一项技能；而创造是广泛的，开辟出整个行业。消灭与创造之间有时间差，也会有阵痛，但方向较为明确，也就是更多机会与总体福祉。
AI 可能不同，因为它的消灭不是精确的。 它不是在替代某一种认知技能，而是在替代认知这个品类本身——写作、编程、分析、设计、法律、医学诊断、科研，AI 在这些方向上同时进步。
另一点，速度是一个容易被低估的变量。 过往的技术变化，速度都足够慢，慢到人类社会有时间适应。比如蒸汽机改变英国用了 50 年，电力普及用了半个世纪，在每一个周期中，被替代的工人都有一两代人的时间来转型。
但 AI 不是。这当然不是说新机会不会出现，但新机会出现的速度，可能会第一次跟不上旧机会消失的速度。当这个差距足够大，持续足够久，技术与社会的契约就面临考验。
如果仔细看这两起事件，你会发现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恐惧在同时期作用，而且它们指向不同的方向。
第一种恐惧是经济恐惧。 AI 会抢走我的工作，这是具体的物质层面的恐惧，但也能通过政策来部分缓解，比如再培训计划、全民基本收入等等各类社会保障制度，这些工具虽然不完美，但至少有讨论的空间。
第二种恐惧则更难解决，也就是存在恐惧。 如果 AI 比我聪明、比我能干，那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？这种恐惧没有政策处方，它是哲学层面的，触及到人作为人的自我认同。莫雷诺-加马文章中表达的，更接近这一种。
第二种恐惧比第一种更危险，因为经济恐惧是可以谈判的，可以讨价还价，用补偿来缓冲。但存在恐惧是不可谈判的，你无法用一笔钱来回答"存在意义是什么"这样的问题。当一种技术让人们不仅觉得自己会穷，而且觉得自己多余的时候，就进入到一个非常危险的地带。
历史上，多余感（sense of superfluity）一直是社会动荡最深层的驱动力之一。 汉娜·阿伦特在分析极权主义的根源时反复强调一点：当大量人口觉得自己在社会中没有位置、没有功能，也不被需要的时候，他们就会涌向任何承诺给予他们意义和归属感的运动，无论这个运动有多么极端。
四、无法回头的门
经历了这两次袭击，奥特曼本人的态度也发生转变。在第一次袭击后数小时，他发布博文，分享了丈夫和孩子的照片，呼吁"降低言辞和行动的升级"，同时承认对 AI 的恐惧和焦虑是合理的，AI 可能带来"有史以来最大的社会变革"。
在第二次袭击的十一天后，他就今年 2 月发生的一起大规模枪击事件，正式向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图姆布勒里奇社区致歉。他承认，即使公司员工已在内部标记涉案枪手的账户存在问题，OpenAI 也未向警方发出警示。
但现实已经决定了，我们无法再回到一个没有 AI 的世界。不管有多少恐惧和抗议，不管有多少燃烧瓶被扔向奥特曼们的豪宅，AI 的发展趋势不会停止。 这涉及到技术发展的博弈论，只要地球上有一个地方还在训练大模型，竞争就会迫使其他所有人跟上。
奥特曼遇袭的那个晚上，OpenAI 的估值已经超过了大多数国家的 GDP。社会契约需要重写，旧的契约是基于一个人类是认知活动的主要执行者的假设，当这个假设不再成立，契约的基础也就消失了。
新契约的缔结，可能是一份不再以一个人能产出什么来定义他的价值的契约，而是一份承认人的存在本身就有价值的契约。但这份契约长什么样，还没有人知道。
奥特曼遇袭这一个事件的意义，就是提醒我们尽快面对这一系列问题：技术进步的目的是什么，拉动经济增长？还是让人活得更好？ 如果这两者已经不再是同一个方向，我们该选择哪个？
两百年后的今天，历史课本已经盖棺定论，卢德分子是技术进步的反义词。但如果回到 1811 年，站在那些工人中间，我们可能看到一个不同的故事。他们并不反对进步，而是反对一种特定的进步方式，一种让少数工厂主富得流油，而大多数工人沦为赤贫的方式。
莫雷诺-加马某种意义上是同一个故事的 21 世纪版本。他的方法是错的。暴力永远是错的。不过他对技术力量的恐惧也是真实的，普遍的。
在技术把旧世界拆完之前，我们能不能建出一个新世界，让每个人在里面都找到自己的位置？历史上，从农业到工业到信息时代，每一次技术革命最终都完成了这个转变，不过最终这背后暗藏着几十年的苦难、冲突和流血。
1811 年卢德运动者的恐惧，以工会劳动、劳工法、社会保障制度的形式，花了一个多世纪才获得制度化的出口。今天的问题是，我们是否还有一个世纪可以等待。 这个由 AI 加速带来的制度缓冲期，正以难以预料的速度收窄。